通用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国家统一的必要载体，也是国族认同的主要纽带。
在该表述中，母亲与婚姻家庭儿童处于并列状态。[14] Shani Orgad,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3161，转引自：曹晋、曹浩帆：《高学历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评莎妮·奥加德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125页。
[63] 参见沈尤佳：《单身母亲的收入和时间贫困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75页。女性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2]第二，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说。人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尤其关注和凸显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所负有的义务，这种尊严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产生的，而非针对某种社会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法律语词除了记载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身体主体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外，它本身还需要同社会发展产生一种互动联系。
从摆脱家庭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从全职妈妈到职场母亲的演变轨迹，女性都没有摆脱照顾家庭的后顾之忧，所要承担的照料抚育任务并未减少，变成需要兼顾家庭和职场的全能妈妈，而母亲的身心感受及其权益保障所面临的困境却被忽视。母亲与婴孩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联合权利主体。基于平均潜在违法行为人财产状况确定的罚款数值不可避免地适用于平均财产状况以下的违法行为人，尤其是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
[63]参见李晴：《犯罪论体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可参照性》，载《法学》2022年第4期。Vgl. Wolfgang Mitsch, Recht der Ordnungswidrigkeite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2005, S.160.在确定行政罚款数额时，美国亦强调在衡量违法行为人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将罚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然而，在原理上，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所体现的行为与行为人表征应当是相似的。这在适用数值式罚款时尤为明显。
与过罚相当原则所遭遇的争议类似，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面临同样的疑问。第一，对酌定减轻处罚免予追责，并非突破行政执法责任制。
根据《行政处罚法》（2021年）第58条第1款和第57条第2款之规定，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处罚涉及的案件情况较为疑难复杂，须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并经集体讨论，由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从而既集思广益，也防止独断专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申64号行政裁定书。[47]存在法定情节时，行政执法人员尚且不敢、不愿减轻行政处罚。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
比例原则适用于对新型案件的第一次审查，或者对不同案件的不同处理。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也有损失法的安定性之嫌。[9]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以此为据，依循过罚相当条款、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作出减轻处罚决定，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遭受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指摘。
[25]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第32条。可见，当处罚对部分违法行为人和潜在违法行为人过于严苛时，无法达到处罚的最佳威慑效果。
当然，本文所确立的方案仅是一个相对粗糙的框架，还需结合个案不断校正和类型化。[51]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法》既未包含专门的特别减轻处罚规范，且减轻处罚也并非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抑或听证程序。
[14]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法规、规章中设定的减罚情节进行罗列和细化，因未超越上位规范，其效力自不待言。方林富炒货店在杭州经营多年并已产生较高知名度，使用绝对化用语广告客观上会对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故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目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就行政处罚而言，若不顾后果，一罚了之，可能使得本来已经困顿不堪的企业步履维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用之一在于补充法律、法规、规章之欠缺，或改善法律适用的僵化不合理状况。若不受限制，恣意而为，减轻行政处罚将构成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过重的处罚或使其无力缴纳，甚至因罚返贫，丧失东山再起的资金，严重挫伤其生产积极性。[21]参见詹镇荣：《行政法总论之变迁与续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444页。
[23]Cf.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Second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5, p.90. [24]参见李晴：《论过罚相当的判断》，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31]2021年，按照国务院部署，司法部开始牵头组织对包括畸重罚则在内的不合理处罚规范规定进行清理。
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均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6]参见郑水泉、沈开举主编：《行政处罚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同理，对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同亦是促使潜在违法行为人不敢犯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程序的叠加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减轻处罚决定。能否掌握好处罚的度，关系着处罚目的之最优实现。除此之外还存在个别畸重的情况——罚则对个别违法行为人而言过高。
在程序的展开过程中，与减轻处罚有关的各类事实得以呈现给涉案主体。在方林富炒货店案中，一审法院在法定情节之外，基于案涉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将从轻处罚决定变更为减轻处罚决定。
[5]只是在此观点之下，对法定情节的理解存在歧义，或认为法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6]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7]或认为法还可包括其他规范性文件。[33]参见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14]参见许安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页。考虑到方林富炒货店系小本经营，适用减轻处罚，在产生威慑的同时，亦可避免对其造成过度的负担，有助于其及时恢复合法经营。
[68]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上），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53]巴黎贝甜案亦为从轻处罚决定。前者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需要考量行为人、行为、故意或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定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要素。[30]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6年6月3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4期。
作为通用规范的《行政处罚法》和特别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会对包括减罚情节在内的量罚要素进行额外罗列。因此，酌定减轻处罚，并不构成上述应予追责的情形。
减轻行政处罚规则的修改背景即在于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行政执法人员为了保护自己不因作出减轻行政处罚决定而被追责，往往倾向于不作为。[69]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下），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2期。
其次，论证引入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必要。[35]参见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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